彭偉川 譯
我的大部分快樂都歸功於金錢，坐車飛速兜風的快樂，新裙子的快樂，買唱片，書籍和鮮花的快樂。──莎岡
年輕的她，清秀中有幾分男孩子氣。
她的生活簡單得幾乎隨心所欲，生命彷彿肆意迅疾燃燒。
她叛逆，蔑視陳規，但不激進革命。
她愛豪賭。一夜之間，她可以贏來一座小城堡。
也愛赤足飆車。愛車是 Aston Martin。
有次飆車撞傷顱骨。她對警察說：我相信自己有權自毀。只要不傷及他人。
她只寫自己熟悉的生活，中產階級看過去平淡富足的生活。
她的文字流露熏香，光影，一點點放任，夜色，奢侈的偶爾火山熔岩般洶湧的戀情火花， 之後的淡淡餘韻，和憂傷。
她本人的感情經歷一樣傳奇。
第一任丈夫，是大她 20 歲的出版商。僅僅持續兩年。
之後是美國的一個陶藝師。
她與兩任法國總統蓬皮杜和密特朗撲朔迷離的關係。
43 歲的她，在報刊上對 73 歲的沙特大膽表白，公開發表情書。還把這情書反覆錄音，給當時已經雙目失明的沙特。
熱戀中的她說，我不願在這個沒有沙特的地球上再活 50 年。
雖然，這段戀情還是煙花般墜落塵埃。
暮年的她，臉上有菸酒的殘跡，頹敗中難掩倔強清秀。
她陷入破產。也因為逃稅和毒品被訴諸法庭。
但她說，我有權以我願意的方式去死。
她始終是她自己。完整的，無可改變的。
1978 年，莎岡（Françoise Sagan, 1935-2004）被診斷為胰腺癌，後雖被否定，但死亡的陰影從此籠罩著她。1994 年，她以此為題材，寫了一本小說《過客的悲哀》（Chagrin de passage）。法國《讀書》雜誌記者就此採訪了她。
記者：你好像身體不好的時候寫不出好書。
莎岡：沒錯。如果七歪八倒的怎能達到寫作有時能產生的那種幸福感呢？我的書有些略嫌草率……
記者：你寫這本書（指《過客的悲哀》）的時候似乎健康狀況特別好……
莎岡：這本書是在愉快中寫的。我當時的身體並不特別好，但寫作狀態很好，兩者是不完全相同的。我很快就感到了某種充實。
記者：這本書寫作得很快。
莎岡：事實上，這個計畫在我腦海中已縈繞了一段時間，我想是從 1988 年開始吧！對癌症這個並不那麼有趣的題材，我不想碰到什麼就寫什麼。我開了個頭，然後扔下不管，當我最後撿起它時，我寫得極快。我找到了第一個句子：「你抽菸抽了很久了嗎？」這第一個句子使我得以寫下去。
記者：最難的總是尋找第一個句子嗎？
莎岡：不是第一個句子，而是第一個場景。可以這樣說。在這本書中，我不知道如何開始這場景，我知道它發生在何處，也知道與什麼人發生關係，但我不知道如何開頭才能不浪費時間，才能馬上……
記者：書中的主要內容：癌症，被宣告死亡。這是你牢記在心的一個主題嗎？
莎岡：不。但這幾乎是每個人都常常想起而又很少談及的主題。
記者：那為什麼現在才寫？這與你個人經歷有關嗎？你多次差點死掉，尤其是 1978 年醫生們發現了這個胰腺癌。
莎岡：他們認為我得了胰腺癌，但最後並不是那樣。是的，我有這種感覺，宣告時的震驚，我在這本書中所揭示的著名的「尥蹶子」。我曾看到許多馬在我身邊衝撞，但我從來沒挨過蹭。不過，我在想像這樣一種宣判，其影響與人們徒勞地試圖迸開的馬蹄極為相像。在我身邊，許多朋友都沒能避開……
記者：你選擇了一個漂亮的題目，《過客的悲哀》。對一個這麼嚴肅的主題來說，這題目也許太輕鬆了點。
莎岡：我一直想減低我所放置的炸彈的殺傷力。也就是說，這本書一讀完，這個題目就形成了。
記者：同樣，你喜歡幽默地淡化嚴肅的東西。所以，從第一句話開始：「你抽菸抽了很久了嗎？」「我一直抽菸，」馬蒂厄糾正道……
莎岡：是的，這是自我保護。然後，我的主人馬蒂厄說，他不願意在一個消極的時候否認一種這麼常見的快樂。這一切是想說悲劇並非一直是悲劇。這是眾所周知的。在最糟的時刻，也有某些可資吹牛的東西，如果不是滑稽可笑，至少無禮失當。同樣，感情完美的時刻也是不存在的，總有些小小的不如意。什麼東西都不可能是大喜大悲的。可有些人也許總不想注意這一點，拒不肯見這些殘缺的時光，因為他們十分喜愛完美的東西。不該破壞他們的感情。
記者：你呢，在最糟糕的時候，你總能有這種嘲笑的態度嗎？
莎岡：在最糟糕的時候，是的。總之，要看情況，如果事關自己總比事關他人要容易得多。
記者：你為什麼選擇一個男人做主人公？
莎岡：我們處於一個相對自由的時代，但在某些方面仍有大男子主義傾向，如果得病的是個女人，她很快就會成為受害者。你看，可在這本書中，開頭沒有這種同情。人們不會一開始就為我們這位 40 多歲的英俊的建築師悲哀，而且，在我的頭腦中，這是一個男人。我希望，也許這是不知不覺的，我希望他能夠鬥爭，希望他不要一開始就成為犧牲品。
記者：醫生直截了當地向馬蒂厄宣佈他得了癌症。
莎岡：這個醫生很粗魯。有些人屬於什麼都說派，有些人屬於什麼都不說派。前者不太好。但我有意讓醫生變得令人厭惡。我想，當你面對著一個將要死去的人，一個因病而幾乎變得像孩子一樣的人，你不能像大人一樣對他說話。我跟醫生討論過，他們對我解釋說他們總是弄錯。有的人他們以為可以對其說實話，有些人則不能說。事實上，前者垮了，而後者呢，一臉無所謂的樣子，很無謂的樣子。所以，拿不準，少開口……
記者：你呢，你屬於那些必須隱瞞真相的人嗎？
莎岡：我？我不知道。不過，我今天比20年前更覺得必須對人隱瞞真相，老的時候，對這種變化看得更清了。人並沒有我所以為的那麼堅強。我曾見到他們十分堅強、果斷。事實上，他們比外表看起來要脆弱得多，沒那麼強大。當然，他們有時也不那麼軟弱。人總是費勁地掩飾自己所沒有的東西。他們以外表來作補償。
記者：你這樣寫道：「人們模仿什麼，最後會變成什麼。」這不是很危險嗎？
莎岡：使自己堅強點這並不危險。因為這也是最普通的心理反射。人們模仿軟弱並不會變得更軟弱，恰恰相反。但想做出什麼樣子，就會變成什麼樣子。上電視的人都裝出好丈夫、好父親的樣子。他們最終會這樣寫出點東西。
記者：最使你難受的是死亡這個念頭，而不是死亡。
莎岡：是的。尼采說：「使人發瘋的不是懷疑，而是確信。」相信在某個準確的限期內死亡……如果有人向你宣佈你將在6個月後的一場交通事故中死亡，你會小心，或不相信，有危險，有懷疑。但當你被一種疾病慢慢地消耗生命，肯定要死，這就難以忍受了……
記者：在這個有些陰暗的宇宙裡，你提到了詩，阿波里奈爾（Guillaume Apollinaire），詩也許是一個救星？
莎岡：沒有多少人讀詩了。所以，我讓自己享受這奢侈。我對詩有一種熱情。詩也跳到我的腦海中來。我會背十來首詩，但有些已索然無味，如我在小學裡讀的勒貢特‧德‧列爾（Charles Marie René Leconte de Lisle，勒孔特‧德‧利爾）的詩，很枯燥。我愛寫點詩，但我的詩不怎麼好。我突然覺得詩很好，第二天……
記者：你覺得男女之間對於死亡態度有區別。
莎岡：我現在意識到了這一點。人們所寫的東西，人們在筆端下發現。我什麼都不想，然後我開始想像，我創造了我知道的東西，因為我把它們寫了出來。這是無意識的。女人們知道生與死組成了人生。男人卻不。他們拒絕。對他們來說這是抽象的，然後當它突然變得具體……
只要看看面對新生兒的男人就行了。他是那麼笨拙，那麼驚訝。
記者：讓我們回到馬蒂厄身上來吧。對他來說，這種「孤獨的痛苦」最終不完全消極的。
莎岡：是的，他站著停住了，望望四周，這很不錯。這些事人們沒有時間、勇氣、力量或主張來做。
記者：你不看看自己周圍嗎？
莎岡：我不是觀察家，這甚至帶有戲劇性。但當我寫作時，有些十分模糊的觀念不時地跳。到我的腦海，使我形成了一種理論。總的來說，數年來，我展示所有人都厭煩的東西，接著，我改變了這種主張。謝天謝地。
記者：今天評論家更理解你了嗎？
莎岡：不管發生什麼，總有些東西不對勁，使他們驚奇，不過現在是驚奇我寫的東西，而不像從前那樣驚奇我所做的事情。這持續了 20 年。瘋狂，女明星的故事，小小的音樂，法拉利，等等。我已經不感到震驚了。從某種角度來看，這曾經是真的。但我覺得背後有些名堂，他們也並不能講出來。
記者：若干年以前，你們驚訝俄國學生從你的作品中學習法語，而在法國……
莎岡：當有人想拖我進監獄時，我提起了這件事，類似的話，毫無疑問，人們永遠不能在自己國家裡成為先知。但我總想讓人注意，在那兒，我被當作一個作家，而在這裡，卻被當作一個犯人。正如人們所說，人們早就把我當作是出版界的一顆明星。現在，長期以來，情況變得更好了。而痛苦，不，我從來不曾有過。
記者：你一下子讚揚起酒精之樂來，是出於挑戰的樂趣嗎？
莎岡：我強烈反對「別喝酒，別抽菸，別這樣，別那樣」，這太煩人了。把人都當作小孩，這是很荒謬的。從拉丁人開始，就有一種關於酒的比喻，酒能減輕男人的生活重負。當然也會造成肝硬化，這大使人厭煩了……
記者：毒品呢？
莎岡：不，毒品──我指的是可卡因──不能減輕生活的重負。在它被禁止的範圍內，人們被迫悄悄地收集，所以代價極大……
記者：但愛情尚未被禁……關於這點，你提及「同居的小地獄」。
莎岡：這不對嗎？不對？那好，我向你解釋。我合法地結過兩次婚。這有點殘酷。請注意，我是這樣說的，但當我與我的第一個丈夫居伊‧斯肖爾萊離婚後，我仍和他呆了一段時間。事實上，離婚引起了轟動，但離婚後我們回到家裡講和了，沒有讓巴黎的任何人知道。
記者：你愛撒謊嗎？
莎岡：是的，我隨時都在撒謊，為了避免吵架和拌嘴。我撒謊僅僅是因為這些，為了在個人生活中保護自己。但我當眾決不撒謊。比如，我在電視上回答人們向我提出的問題時。這使我驚奇。事後人們總對我說：「你真令人難以相信！」……「可我說的正是我心裡想的。」──「一點沒錯！」
記者：如果你不必賺錢還會寫作嗎？
莎岡：肯定會寫。但我不知道我將處於什麼狀態。如果我沒有人要創造，沒有孩子要撫養，我會做出不知什麼蠢事來。這是我父親的生理反射。《日安．憂鬱》（Bonjour tristesse, 1954，你好，憂愁）出版後，我的出版商對我說：「你成了千萬富翁。」我問父親這些錢怎麼辦。他問我：「你多大年紀？」「18 歲。」「在你這個年齡，這太危險了。花掉它。」我已經糊塗了……
他說得對。如果我像大家一樣投資自動洗衣店，我不知自己會怎麼樣。這是說，我肯定會繼續寫作。寫作是一種激情，沒有它，生活將是死水一潭。
記者：你曾用「扭曲之舉」來形容文學獎。如果現在有人給你一個獎，你會不會拒絕？
莎岡：一個獎，好啊，為什麼要拒絕？一開始，我就因《日安．憂鬱》得過一個獎，批評家獎，它使我出了名，如果我可以這樣說的話。後來我又得了摩納哥獎。我覺得有段時間他們想讓我進法蘭西學上院。這是墊腳石。而我對學士院興趣並不大……當我再次對政治感到厭煩時，它又縈繞在我的腦海之中，它可能是一條欄杆。我的朋友貝爾納‧法蘭克在《新觀察家》中寫過一些很漂亮的文字：「大部分學士院院士知道自己成不了文學史中的一章。失望了才去當院士，舒服的失望。」這是拒絕學上院的高雅之法。
＊喬治‧讓‧蓬皮杜（Georges Pompidou, 1911-1974，又譯為龐畢度）
年輕的她，清秀中有幾分男孩子氣。
她的生活簡單得幾乎隨心所欲，生命彷彿肆意迅疾燃燒。
她叛逆，蔑視陳規，但不激進革命。
她愛豪賭。一夜之間，她可以贏來一座小城堡。
也愛赤足飆車。愛車是 Aston Martin。
有次飆車撞傷顱骨。她對警察說：我相信自己有權自毀。只要不傷及他人。
她只寫自己熟悉的生活，中產階級看過去平淡富足的生活。
她的文字流露熏香，光影，一點點放任，夜色，奢侈的偶爾火山熔岩般洶湧的戀情火花， 之後的淡淡餘韻，和憂傷。
她本人的感情經歷一樣傳奇。
第一任丈夫，是大她 20 歲的出版商。僅僅持續兩年。
之後是美國的一個陶藝師。
她與兩任法國總統蓬皮杜和密特朗撲朔迷離的關係。
43 歲的她，在報刊上對 73 歲的沙特大膽表白，公開發表情書。還把這情書反覆錄音，給當時已經雙目失明的沙特。
熱戀中的她說，我不願在這個沒有沙特的地球上再活 50 年。
雖然，這段戀情還是煙花般墜落塵埃。
暮年的她，臉上有菸酒的殘跡，頹敗中難掩倔強清秀。
她陷入破產。也因為逃稅和毒品被訴諸法庭。
但她說，我有權以我願意的方式去死。
她始終是她自己。完整的，無可改變的。
1978 年，莎岡（Françoise Sagan, 1935-2004）被診斷為胰腺癌，後雖被否定，但死亡的陰影從此籠罩著她。1994 年，她以此為題材，寫了一本小說《過客的悲哀》（Chagrin de passage）。法國《讀書》雜誌記者就此採訪了她。
記者：你好像身體不好的時候寫不出好書。
莎岡：沒錯。如果七歪八倒的怎能達到寫作有時能產生的那種幸福感呢？我的書有些略嫌草率……
記者：你寫這本書（指《過客的悲哀》）的時候似乎健康狀況特別好……
莎岡：這本書是在愉快中寫的。我當時的身體並不特別好，但寫作狀態很好，兩者是不完全相同的。我很快就感到了某種充實。
記者：這本書寫作得很快。
莎岡：事實上，這個計畫在我腦海中已縈繞了一段時間，我想是從 1988 年開始吧！對癌症這個並不那麼有趣的題材，我不想碰到什麼就寫什麼。我開了個頭，然後扔下不管，當我最後撿起它時，我寫得極快。我找到了第一個句子：「你抽菸抽了很久了嗎？」這第一個句子使我得以寫下去。
記者：最難的總是尋找第一個句子嗎？
莎岡：不是第一個句子，而是第一個場景。可以這樣說。在這本書中，我不知道如何開始這場景，我知道它發生在何處，也知道與什麼人發生關係，但我不知道如何開頭才能不浪費時間，才能馬上……
記者：書中的主要內容：癌症，被宣告死亡。這是你牢記在心的一個主題嗎？
莎岡：不。但這幾乎是每個人都常常想起而又很少談及的主題。
記者：那為什麼現在才寫？這與你個人經歷有關嗎？你多次差點死掉，尤其是 1978 年醫生們發現了這個胰腺癌。
莎岡：他們認為我得了胰腺癌，但最後並不是那樣。是的，我有這種感覺，宣告時的震驚，我在這本書中所揭示的著名的「尥蹶子」。我曾看到許多馬在我身邊衝撞，但我從來沒挨過蹭。不過，我在想像這樣一種宣判，其影響與人們徒勞地試圖迸開的馬蹄極為相像。在我身邊，許多朋友都沒能避開……
記者：你選擇了一個漂亮的題目，《過客的悲哀》。對一個這麼嚴肅的主題來說，這題目也許太輕鬆了點。
莎岡：我一直想減低我所放置的炸彈的殺傷力。也就是說，這本書一讀完，這個題目就形成了。
記者：同樣，你喜歡幽默地淡化嚴肅的東西。所以，從第一句話開始：「你抽菸抽了很久了嗎？」「我一直抽菸，」馬蒂厄糾正道……
莎岡：是的，這是自我保護。然後，我的主人馬蒂厄說，他不願意在一個消極的時候否認一種這麼常見的快樂。這一切是想說悲劇並非一直是悲劇。這是眾所周知的。在最糟的時刻，也有某些可資吹牛的東西，如果不是滑稽可笑，至少無禮失當。同樣，感情完美的時刻也是不存在的，總有些小小的不如意。什麼東西都不可能是大喜大悲的。可有些人也許總不想注意這一點，拒不肯見這些殘缺的時光，因為他們十分喜愛完美的東西。不該破壞他們的感情。
記者：你呢，在最糟糕的時候，你總能有這種嘲笑的態度嗎？
莎岡：在最糟糕的時候，是的。總之，要看情況，如果事關自己總比事關他人要容易得多。
記者：你為什麼選擇一個男人做主人公？
莎岡：我們處於一個相對自由的時代，但在某些方面仍有大男子主義傾向，如果得病的是個女人，她很快就會成為受害者。你看，可在這本書中，開頭沒有這種同情。人們不會一開始就為我們這位 40 多歲的英俊的建築師悲哀，而且，在我的頭腦中，這是一個男人。我希望，也許這是不知不覺的，我希望他能夠鬥爭，希望他不要一開始就成為犧牲品。
記者：醫生直截了當地向馬蒂厄宣佈他得了癌症。
莎岡：這個醫生很粗魯。有些人屬於什麼都說派，有些人屬於什麼都不說派。前者不太好。但我有意讓醫生變得令人厭惡。我想，當你面對著一個將要死去的人，一個因病而幾乎變得像孩子一樣的人，你不能像大人一樣對他說話。我跟醫生討論過，他們對我解釋說他們總是弄錯。有的人他們以為可以對其說實話，有些人則不能說。事實上，前者垮了，而後者呢，一臉無所謂的樣子，很無謂的樣子。所以，拿不準，少開口……
記者：你呢，你屬於那些必須隱瞞真相的人嗎？
莎岡：我？我不知道。不過，我今天比20年前更覺得必須對人隱瞞真相，老的時候，對這種變化看得更清了。人並沒有我所以為的那麼堅強。我曾見到他們十分堅強、果斷。事實上，他們比外表看起來要脆弱得多，沒那麼強大。當然，他們有時也不那麼軟弱。人總是費勁地掩飾自己所沒有的東西。他們以外表來作補償。
記者：你這樣寫道：「人們模仿什麼，最後會變成什麼。」這不是很危險嗎？
莎岡：使自己堅強點這並不危險。因為這也是最普通的心理反射。人們模仿軟弱並不會變得更軟弱，恰恰相反。但想做出什麼樣子，就會變成什麼樣子。上電視的人都裝出好丈夫、好父親的樣子。他們最終會這樣寫出點東西。
記者：最使你難受的是死亡這個念頭，而不是死亡。
莎岡：是的。尼采說：「使人發瘋的不是懷疑，而是確信。」相信在某個準確的限期內死亡……如果有人向你宣佈你將在6個月後的一場交通事故中死亡，你會小心，或不相信，有危險，有懷疑。但當你被一種疾病慢慢地消耗生命，肯定要死，這就難以忍受了……
記者：在這個有些陰暗的宇宙裡，你提到了詩，阿波里奈爾（Guillaume Apollinaire），詩也許是一個救星？
莎岡：沒有多少人讀詩了。所以，我讓自己享受這奢侈。我對詩有一種熱情。詩也跳到我的腦海中來。我會背十來首詩，但有些已索然無味，如我在小學裡讀的勒貢特‧德‧列爾（Charles Marie René Leconte de Lisle，勒孔特‧德‧利爾）的詩，很枯燥。我愛寫點詩，但我的詩不怎麼好。我突然覺得詩很好，第二天……
記者：你覺得男女之間對於死亡態度有區別。
莎岡：我現在意識到了這一點。人們所寫的東西，人們在筆端下發現。我什麼都不想，然後我開始想像，我創造了我知道的東西，因為我把它們寫了出來。這是無意識的。女人們知道生與死組成了人生。男人卻不。他們拒絕。對他們來說這是抽象的，然後當它突然變得具體……
只要看看面對新生兒的男人就行了。他是那麼笨拙，那麼驚訝。
記者：讓我們回到馬蒂厄身上來吧。對他來說，這種「孤獨的痛苦」最終不完全消極的。
莎岡：是的，他站著停住了，望望四周，這很不錯。這些事人們沒有時間、勇氣、力量或主張來做。
記者：你不看看自己周圍嗎？
莎岡：我不是觀察家，這甚至帶有戲劇性。但當我寫作時，有些十分模糊的觀念不時地跳。到我的腦海，使我形成了一種理論。總的來說，數年來，我展示所有人都厭煩的東西，接著，我改變了這種主張。謝天謝地。
記者：今天評論家更理解你了嗎？
莎岡：不管發生什麼，總有些東西不對勁，使他們驚奇，不過現在是驚奇我寫的東西，而不像從前那樣驚奇我所做的事情。這持續了 20 年。瘋狂，女明星的故事，小小的音樂，法拉利，等等。我已經不感到震驚了。從某種角度來看，這曾經是真的。但我覺得背後有些名堂，他們也並不能講出來。
記者：若干年以前，你們驚訝俄國學生從你的作品中學習法語，而在法國……
莎岡：當有人想拖我進監獄時，我提起了這件事，類似的話，毫無疑問，人們永遠不能在自己國家裡成為先知。但我總想讓人注意，在那兒，我被當作一個作家，而在這裡，卻被當作一個犯人。正如人們所說，人們早就把我當作是出版界的一顆明星。現在，長期以來，情況變得更好了。而痛苦，不，我從來不曾有過。
記者：你一下子讚揚起酒精之樂來，是出於挑戰的樂趣嗎？
莎岡：我強烈反對「別喝酒，別抽菸，別這樣，別那樣」，這太煩人了。把人都當作小孩，這是很荒謬的。從拉丁人開始，就有一種關於酒的比喻，酒能減輕男人的生活重負。當然也會造成肝硬化，這大使人厭煩了……
記者：毒品呢？
莎岡：不，毒品──我指的是可卡因──不能減輕生活的重負。在它被禁止的範圍內，人們被迫悄悄地收集，所以代價極大……
記者：但愛情尚未被禁……關於這點，你提及「同居的小地獄」。
莎岡：這不對嗎？不對？那好，我向你解釋。我合法地結過兩次婚。這有點殘酷。請注意，我是這樣說的，但當我與我的第一個丈夫居伊‧斯肖爾萊離婚後，我仍和他呆了一段時間。事實上，離婚引起了轟動，但離婚後我們回到家裡講和了，沒有讓巴黎的任何人知道。
記者：你愛撒謊嗎？
莎岡：是的，我隨時都在撒謊，為了避免吵架和拌嘴。我撒謊僅僅是因為這些，為了在個人生活中保護自己。但我當眾決不撒謊。比如，我在電視上回答人們向我提出的問題時。這使我驚奇。事後人們總對我說：「你真令人難以相信！」……「可我說的正是我心裡想的。」──「一點沒錯！」
記者：如果你不必賺錢還會寫作嗎？
莎岡：肯定會寫。但我不知道我將處於什麼狀態。如果我沒有人要創造，沒有孩子要撫養，我會做出不知什麼蠢事來。這是我父親的生理反射。《日安．憂鬱》（Bonjour tristesse, 1954，你好，憂愁）出版後，我的出版商對我說：「你成了千萬富翁。」我問父親這些錢怎麼辦。他問我：「你多大年紀？」「18 歲。」「在你這個年齡，這太危險了。花掉它。」我已經糊塗了……
他說得對。如果我像大家一樣投資自動洗衣店，我不知自己會怎麼樣。這是說，我肯定會繼續寫作。寫作是一種激情，沒有它，生活將是死水一潭。
記者：你曾用「扭曲之舉」來形容文學獎。如果現在有人給你一個獎，你會不會拒絕？
莎岡：一個獎，好啊，為什麼要拒絕？一開始，我就因《日安．憂鬱》得過一個獎，批評家獎，它使我出了名，如果我可以這樣說的話。後來我又得了摩納哥獎。我覺得有段時間他們想讓我進法蘭西學上院。這是墊腳石。而我對學士院興趣並不大……當我再次對政治感到厭煩時，它又縈繞在我的腦海之中，它可能是一條欄杆。我的朋友貝爾納‧法蘭克在《新觀察家》中寫過一些很漂亮的文字：「大部分學士院院士知道自己成不了文學史中的一章。失望了才去當院士，舒服的失望。」這是拒絕學上院的高雅之法。
＊喬治‧讓‧蓬皮杜（Georges Pompidou, 1911-1974，又譯為龐畢度）
0 意見: